商丘

近几年来，我被一个个“商丘好人”的事迹感动着，也常常使我陷入深深的思考。“商丘好人”已不再是李学生一个人，而是一个群体，一种现象，一种文化。“商丘好人”以他们自己的道德光芒照亮了我们的生活，以他们的责任担当肩负着时代的使命，以他们的真诚善行感动着身边的人、社会的人，滋润着我们的心灵，引领着我们前行的方向。他们真诚不浮躁，他们敏行又讷言，他们担当有作为。他们尽管是生活中的“小人物”，却用爱与善的力量，温暖社会，感动大地，拨动心弦。他们用自己大写的“好人行动”彰显了商丘的“好人文化”，唱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曲曲赞歌。

人们或许会问，商丘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好人？“商丘好人”的根在哪里，魂在何处，会走向何方？

首先，商丘好人及其文化的根是中华深厚的沃土，商丘好人及其文化的魂是传统文化中的真诚与择善；正是这块广袤的土地，这种真与善的情怀，滋养了商丘好人的责任与担当。

我们去采访商丘好人，他们可能会说，做好人好事，是出于本性与自然，说不出这是高尚与伟大，责任与担当。他们可能上升不到理论的高度，但润物无声，下自成蹊。他们根植中华沃土，在传统文化的滋润下生根、开花、结果。

众所周知，孔子的祖先是商丘人，商丘是孔子的祖国。有研究表明，中国的儒家源于商丘，商丘是儒家文化的重要来源地和传播区。

孔子的核心思想是“仁”，讲“仁”者爱人，不仅爱自己的亲人（“亲亲”），还要“泛爱众”。他还倡导要爱自然，爱社会，他主张钓鱼而不是用网捕鱼，因为用网捕鱼会竭泽而渔，他不射杀归宿的鸟，因为如果射杀了归宿的鸟，幼鸟也会死亡（“子钓而不纲，弋不射宿”）；孟子将孔子的“仁爱”思想发展为“仁政”，在政治领域、治国安邦上也需要仁与爱，轻徭薄赋，使民以时，与民休养生息。

儒家思想的优点是“真诚”，要由真诚产生内在的驱动力，由此要求自己去择善而从，向善行善。儒家要求我们在与别人、与社会来往时，一是内心的感受要真诚，不弄虚作假，要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；二是对方的期许要沟通，学会与人沟通，与社会对话，认真听对方的意见，学会尊重对方，从沟通中解决问题；三是社会规范要遵守，只有知礼节，才能懂荣辱，才能在社会上立得住脚（“不学礼无以立”）。

在春秋战国时期，以商丘为中心，在方圆100多公里的地方诞生了孔子、老子、庄子、墨子、惠子等思想家，形成了“中华圣人文化圈”，形成了儒家、道家、墨家等传统文化思想。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真诚、担当精神，爱与善的情怀，滋养了商丘大地上的好人和好人文化现象。

我们今天读《论语》，有如春天般的温暖和冲动。孔子讲为政、讲做人、讲学习、讲交友、讲修身、讲处世，都围绕着仁爱、真善做文章。恻隐之心、遵守规范、向上择善为善，是人们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。

墨子是商丘人，曾做宋国的大夫。墨子不仅在思想中讲“兼爱”，讲“非攻”，而且在行动上更是大义担当。他深深爱着自己的国家，爱着宋国的人民，当强大的楚国准备攻打宋国的时候，墨子挺身而出，一面安排大弟子禽滑厘带领三百名精壮弟子，帮助宋国守城；一面亲自出马劝阻楚王。墨子急急忙忙，日夜兼行，鞋破脚烂，毫不在意，十天后到达楚国的都城郢。到郢都后，墨子先找到鲁班，与鲁班对阵。墨子用腰带模拟城墙，以木片表示各种器械，同鲁班演习各种攻守战阵。鲁班组织了九次进攻，结果九次被墨子击破。鲁班攻城器械用尽，墨子守城器械还有剩余。墨子接着又义正词严，说服了楚王，使楚国被迫放弃攻打宋国的计划。

这个事件很是动人，我曾多次感叹至深。首先，墨子尽管也是学者名人，但他却很平民化，在去楚国的途中，不坐车，而是靠双脚走路。并且这条路很是漫长，起点在泰山脚下，目的地在今天的湖北荆州一带。十天十夜，他孤身一人，走得脚上起了泡，撕下一块衣服布条包扎后继续前行。其次，墨子还有很多像他一样会制造守城工具的弟子，在宋国都城严阵以待，准备随时迎击楚国的进攻。

商丘人可能最像墨子，墨子的民间品质渗透到了商丘人的心间。自古至今，从商丘诞生或者走出的好人，在气质上更像墨子。豪爽、厚道、见义勇为、扶弱济贫、不精于计算甚至带点傻气…，成为商丘好人、好人文化的重要思想源泉。

第二，商丘历史悠久，文化灿烂，有丰厚的文化底蕴。

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证实，商丘有5000年的文明史，与华夏文明同步，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商丘人杰地灵，名人辈出，他们的事迹激励着商丘好人崇德向善，大爱无疆。燧人造火，开启人类文明历史的新纪元；阏伯司火，观测天象安排农时农事，以保障人们的生活；仓颉造字，为华夏文明的传承提供了工具和载体；商汤“网开三面”，以仁爱之心对待禽兽，赢得40多个周边小国的归附，最后灭掉夏朝，建立商朝；花木兰女扮男装，替父从军，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个反对战争、保卫和平的文学形象，这个忠孝两全的女将军感到了多少后人，激励了多少仁人志士！面对安史叛军的进攻，张巡带领军民死守睢阳，张巡虽然最后牺牲了，甚至找不到他的尸首，人们只能招魂而藏，但张巡反对分裂的爱国精神，值得我们肃然起敬；在应天书院学习、从应天书院走出，后又执掌应天书院两年的范仲淹，主持庆历新政，面对宋朝的“积贫积弱”，他改革创新，在著名的《岳阳楼记》中，他发出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感叹，提出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“忧乐”思想，已经熔铸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影响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；清朝康熙年间十大才子之一宋荦，官至吏部尚书，为官清廉，勤民务实，被康熙皇帝赞誉为“清廉为天下巡抚第一”……商丘历史上的这些名人和他们的事迹，为商丘好人的出现，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食粮。

鲁迅先生说：“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，他们是中国的脊梁。”商丘历史上的这些名人，又何尝不是中国的脊梁！

商丘在历史上被称为“应天”和“归德”。“应天”原意为顺应天命，今天我们可以理解为顺应天道自然，遵循自然规律，惟如此，才能家国和谐，“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”，事半而功倍。“归德”，今天可以理解为“旨归在德”，即要求人们回归到共同生活及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上来，提升个人素质，完善自我与他人之人格。

长期的文化积淀，历久的良知孕育，日夕渐染，约定俗成，铸就了商丘人崇德向善、爱家爱国、尊老爱幼、勤政清廉的好人现象和“好人文化”。

第三，注重引导，加强机制建设，助推“商丘好人”健康成长。

商丘有着丰富的“仁德”文化资源。从“五帝”之一帝喾“聪以知远，明以察微，顺天之义，知民之急，仁而威，惠而信，修身而天下服”起，经商汤“桑林祈雨”“网开三面”、举贤才（“举直错诸枉”）任用伊尹为政，再经“殷之三仁”微子之仁德，到宋襄公继承霸业，兴仁义之师，后又启发和影响了孔子和孟子等儒家学派的“仁爱”“仁政”思想。“仁德”文化在商丘大地上发生、发展、开花、结果，随风飘散，润物无声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和内涵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育人功能。

多年来，商丘市委、市政府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，注重对商丘历史文化的挖掘，申报获批木兰文化之乡、中国火文化之乡、微子文化之乡等地域品牌，举办张巡、许远忠烈文化论坛和范仲淹与商丘学术研讨会，成立“殷商文化研究会”，打造“殷商之源，通达商丘”城市名片，举办“游商丘古都城，读华夏文明史”大型多媒体探访活动，重视古城文化、黄河文化、运河文化、红色文化研究，团结向上，同心同德，蔚然成风。

近几年来，商丘市委、市政府重视开展“学雷锋，树新风”活动，重视开展“道德讲堂”进机关、进学校、进企业、进社区活动，在农村大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，开展美丽乡村建设，实施振兴乡村计划，传承弘扬国学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，在城市和乡村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观教育，进行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教育，……

根据商丘好人的不断出现和一系列的大爱之举，商丘市委、市政府又着力进行“商丘好人”帮扶活动，开展“商丘好人”文化建设，大力宣传、弘扬好人之举、好人之风、好人现象，在美丽的日月湖畔建设“好人主题文化公园”，以培育发现、示范带动、帮扶回报“三项机制”为总抓手，着力打造以“平民英雄”为精神标杆的“商丘好人”品牌，壮大“商丘好人”群体，涌现出商丘市水上义务救援队、商丘市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服务队、商丘义工联、“跟我来”志愿服务队等好人团体，已经形成了规模效应，多人次荣登全国道德模范、“河南好人榜”和“中国好人榜”。

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根植沃土，滋养灵魂，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、促进人类文明进步，有着重要的意义。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乐善好施的民风形成了一种优秀的文化积淀，“商丘好人”群体的诞生与商丘适宜的土壤和环境密不可分。

真诚与择善，是挂在心底里的一轮澄澈的明月，它照亮的，是一个人精神的天空。一个一辈子行善的人，心底里的阳光，已经超越了个人，升起在尘世寥廓的江天之上。它照见的，是这个世界所有人的良心，以及灵魂的纯度。这样的真与善，看起来，似乎只是对被救助者境遇的改变，实际上，它改变的，是所有沐浴在阳光中的人的灵魂。

责任与担当，是每个人生下来的时候，怀里揣着的一粒种子，这粒种子，埋在商丘厚重的沃土里，在商丘向上向善的春天里发芽、开花，在金黄的秋色里收获。一个人，只有有了责任和担当，才会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充实和生命的意义。否则，如果有人丢弃了它，就会逐渐变得冷漠；如果有人玷辱了它，最后会走向邪恶。

祈愿“商丘好人”平安健康，祈愿“好人现象”蔚然成风。这个世界，多一点真诚和择善，会使人感到生活如此美好；这个社会，多一点责任与担当，会让人在困苦中多一点生活下去的勇气，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和力量。（李可亭）